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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诗哲交融与美学沉思（第1页）

第十四章诗哲交融与美学沉思

一、写实性与超越性

具象叙事符号与喻象造型叙事符号、类型化与整体象征性意味造型符号之间互融互渗之现象，不仅是杨梓的一种艺术表达方式，而且是影响史诗美学品质的一个维度。诗人能否进行多元艺术方式的融合，是对诗人能否运用多元视角表达历史世界能力的考验。我们不必认为能融合多种方式创作的作品就一定伟大，在具象叙事或喻象造型叙事之间，专注于任何一种方式创作的作品都会产生经典作品。但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多种方式之互融，必然带来诗歌创作上新的美学特质。故在分析了杨梓《西夏史诗》中具象叙事符号与喻象造型或象征性意味造型等多种方式的融合以后，有必要对作品所产生的新的美学特质作一简要分析。比较起来，具象叙事符号、喻象造型与意味造型代表着杨梓对现实世界与历史世界之两种美学建构方式。其区别有如下几点：

首先，具象叙事符号建构，代表着杨梓对现实世界与历史世界的近距离审美观照；喻象造型建构，代表着杨梓对现实世界与历史世界的远距离审美观照。近与远，虽是相对而言，但近距离表明在眼前浮现着写实性世界图景，故在具象叙事中，现实世界是清晰可见的，其作品因写实性世界图景的关系而总是令人产生阅读的兴趣。远距离则意味着喻象造型叙事的作品比较抽象而意涵深长，与写实性世界图景相比显得比较遥远，或相对抽象一些。杨梓以喻象造型叙事为特征的诗歌作品，由于拉开了与写实性世界图景之距离而显得更加超越、空旷，对现实世界观照之自由度、自主度也明显增强。

其次，具象叙事符号是对写实性世界图景某个方面的聚焦性透视，喻象造型叙事则是对世界图景之远距离透视。远距离透视，可对世界进行超越性的全方位概括关照。具象叙事符号属近距离关照，对现实世界有一种直感，故具象叙事能把人们引入那具体的人生世界中，使人有种身临其境之感。具象叙事如同一个万花筒，它把世界之丰富多彩摄在镜内，让丰富多彩的直感构成一个具体的美学世界。聚点透视是对世界进行特定的直击，并深入关照，不对世界进行远距离之扫描，却对世界进行具体的精深钻探，由此来衡量世界之价值。故它在让人领略世界之外在精彩方面不及喻象造型那样明晰、亲近，但它的具象性更有利于人们透视世界之精髓。喻象造型如同聚光仪，能将世界之光吸附过来，而它辐射出来的新的光谱，已凝成可以穿透一切之光束，透射着世界之精神。在杨梓的诗歌美学中，此穿透力是强烈的。

再次，具象叙事是对世界之有限把握，即对世界之局部的有限意义之探索。人与事的历史性与现实性往往能够具体关照。在具象叙事中，历史感与现实感显得强烈、执着，回答历史与现实的关切成为杨梓的一种美学自觉。故发掘、凝聚出世界之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往往成为他追求的目的和意图。喻象造型叙事则是对世界之无限把握，它并不一定完全满足于对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之发掘，而重在对历史与现实世界意义的超越性把握，常为善于抽象思辨的诗人所推崇。具体的人与事，具体的时空，对于喻象造型叙事而言不是限量，只是起点。故喻象造型叙事往往是借用甚或根本就不借用具体的人和事以及具体时空来建构美学，它偏向于突破具体时空，超越具体人和事来把握世界，表达世界的意义。喻象造型叙事由此给个别读者的印象是，没有具象叙事那种实在充实、具体可触的感觉。当然，这与接受者的审美习性有关，与作品本身的艺术表达方式无关。

杨梓的诗作中，具象叙事符号与喻象造型叙事是有机结合的，有力地扩展了他作品反映世界的功能。在《西夏史诗》中，诗人给我们展示的就是此种功能折射的一个密实的史诗世界，因为史诗在具象与喻象叙事的融合中，充斥着一些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既是实体化的、又是虚拟化的意象与场景。而当一种叙述完全由此种密不透风的具象或喻象事物构成时，它直接折射的就是一种理性观念之光，这需要进行深度阐释。这是因为，我们在一种叙述中对史诗不同类型的意象词汇的解读决定了叙述被理解的难易程度，《西夏史诗》抽象性的意味造型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史诗世界的具体性。

在《西夏史诗》的叙述中，不同时间与空间的场景、人物随时切换，时空跨度之大、转换速度之快是惊人的，而且从来没有时间标志，分不清哪一段是情节时间，表现出过去与现时共时存在的共时性特征。史诗中许多新型的审美创造，有关民族历史的写实性，在此上升到了富有一种精神力量、意蕴深邃的境界。

我认为，这正是杨梓史诗美学的奇特之处，他既能在一种抽象的造型中将现实或历史世界具象化从容不迫地叙述出来，又能够从历史或现实世界具象叙事中抽象表达出深刻的思想，使诗哲交融、美学沉思尽力凝聚在文本当中。

二、史诗造型的格式塔质

从杨梓的诗歌美学创造来看，他的确是一位能够把握现实世界与历史世界有实力的诗人，其笔下的人与事撷取自如，精雕细刻，形成了他独特的美学风格———深邃之境充于内而雄浑之气贯于外，从而确定了他在诗歌美学创造方面的地位。杨梓具有透彻、敏锐地把握现实世界与历史世界、大起大落或琐碎细微方面的艺术能力，在他之前没有哪位诗人能够把西夏世界的历史图景，按照它本来的面貌以史诗之方式叙述出来。从《西夏史诗》提供的8卷152篇作品的造型方面，皆可看出他在此一方面的艺术表现是何等的强大与娴熟。

《西夏史诗》正是以其深邃之境充于内、雄浑之气贯于外的表达著称。在全诗中，几乎没有历史战乱的强烈正面冲突，也无曲折离奇、惊心动魄的故事讲述，一切如同日常历史世界那样平静地铺开。开篇《永远的昭示》即已昭示人们，西夏历史就是“多余的历史”的神话传说，党项人把无数个从前铺成一条通向天堂的路，每一次的迁徙都冲向那家园的方向———“你苦难的历程从此开始”。党项部族别无选择，强大的躯体照样被家园意识吞没，并向外部不利的困境“宣战”。故他们只能在不断的迁徙、不断的战乱中度过他们一代又一代人彷徨与无奈的岁月，不知道还能不能为家园创造出一点希望和未来。

虽然，一代一代的党项人失去无辜之生命，可此一迁徙、追寻让他们产生了英雄的精神气概。诗人描述了王国创建的历史故事，一代代党项人在苦苦寻找家园的过程中，胜利与失败交错，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

史诗对历史的衍变与戡乱、悲壮与卑微均有艺术呈现，但对成功或失败之情景叙述并非轰轰烈烈，对历史世界之批判或颂赞也不尖锐严峻。不论是《不屈的毡帽》《血凝》，还是《漂浮的紫莲花》《鹰背上的剑》，或者是《亡国之君》《家园的反光》《右臂寸断》等诗，同样是刀火兵燹，但似乎没有打破整部史诗给人造成的日常历史世界的氛围。在《不屈的毡帽》中，诗人描述的是党项部落中一个不起眼的十二岁少年，他不断跪拜毡帽，就是愿为大德之人赴汤蹈火。诗人如此写来，就是为了表现党项部落及普通人物为了共同家园而牺牲个体命运的主题。作品展现的小人物与王国之间的无奈冲突是存在的，却很难说此种冲突不会因为力量相当而呈现势均力敌之拼搏，诗人对普通人无处安身、无家可归的生活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述，发掘并拓展了历史世界中的普通一面———普通人的普通心愿。《血凝》写嵬名纯佑的帝位被镇夷郡王嵬名安全所废，深刻描写了嵬名纯佑被软禁以后的苦闷心情；《漂浮的紫莲花》则描写嵬名安全称帝后与成吉思汗大军决战，嵬名安全为讨好成吉思汗将自己的女儿献给成吉思汗，表达了嵬名安全既怜惜女儿又不能战胜对方的内心焦虑。嵬名安全的女儿嵬名察合泪流满面，“只为她心爱的人被箭射死不知被大水漂到了哪里她也想漂到水里可被四名夏兵围在中间连死都无法选择生命还有什么意义既然已成行尸走肉她还惧怕什么”。这些浮现在眼前的历史世界表达了西夏人英雄气概的沉沦，对家园的追寻已遥不可及。《鹰背上的剑》所透视的依然是历史世界自身的逻辑力量粉碎着嵬名安全女儿嵬名察香的理想愿望，“她等来的不是神兵……她没有哭泣只是乘卫兵放她解手之机拔出卫兵佩带的剑刺向自己的心窝”。也只有死，才能显示她的灵魂与精神。应当承认，杨梓通过史诗践行了他的美学原则，“我探寻西夏的原型，只因史诗由原型构成，史诗创作是对原始意象的激活……我只能将党项、西夏的历史予以横截，取其点面，客观再现”，并以此建构自己的美学观，“我想飞身跃上一匹烈马驰骋沙场，遍体鳞伤而勇往直前，身陷绝境而视死如归……我想在默如黄金的泥沙里参悟人生的价值，流过满面的泪水洞穿血液；于阳光似乳的洗礼中提升自我的境界，透过滴血的伤口凸显傲骨”（《西夏史诗·跋》修订本）。《西夏史诗》正是以其具象叙事，通过各种不同的意象组合所构成的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形式，反映了民族历史中那苍凉、悲怆、沉重里人们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之状态，以及历史人物被囿于战乱、兵燹中的多舛命运。故《西夏史诗》以既磅礴而又平缓之语调，既雄浑而又纤秾之格调，深入揭示了民族历史的真相，从而帮助人们认识民族历史，也使人们看到了自身的创造能力与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杨梓表达历史世界之幽深在于，他的诗歌美学创造如钻头一般，要钻进历史世界之深层，要发掘出历史的深层意蕴。

实际上，杨梓在突显其作品的描摹功能之际，对史诗抽象性的意味造型功能也紧握不放。在《西夏史诗》中既有整部作品的意味性造型叙事，也有局部的意味造型叙事，局部意味造型与整体意味造型融为一体，相得益彰。格式塔心理学有个著名的公式，它强调知觉世界之整体性，即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意思是说主要造型（主角）创造作为审美图景之聚焦亦含有此种整体性。

如《西夏史诗》中党项人整体造型之原貌，虽皆能在历史世界中寻觅到踪迹（原型），但党项部落造型创造又毕竟不是诸多原貌碎片之简单重叠，杨梓对历史世界之总体思考已促使其想象在历史原貌之间重新构建某种新的联系、纽带或整体连接，此种整体连接恰恰是历史原貌所不曾有的。此即与格式塔走到了一起，因为格式塔也主张知觉世界不是感觉元素之集合，知觉世界有一种在任何感觉碎片中皆找不到的整体性，犹如把许多单个文字放在一起确可以组成一篇文章，但文章并不存在于单个文字中，它流转在文字与文字之间的字义连贯、起伏与转折上，正是此种富于整体动力感的字义连贯、起伏与转折，才使无数单一文字获得某种新质而呈现出流芳百世的经典辉煌。

（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西夏史诗》的美学造型就其心理活动形态而言，要比知觉完型复杂很多，但它蕴含的格式塔质则是无疑的。《不屈的毡帽》一诗中的那位少年愿拜有学识的人为师之造型，意味着生命之热情、不屈之意志、不倦之追求。此处不仅是诗人对党项人精神文化的一种审美构建，也蕴含着对历史世界、对人类理想、对未来的一种巨大的向往之情。

三、感觉世界与观念世界

只要有世界存在，就应该有征服世界的勇气存在。《不屈的毡帽》等系列诗作所揭示的不仅仅是历史世界之现状，它还包括历史世界之理想、哲学、伦理等。在《鹰背上的剑》里，嵬名安全的女儿嵬名察香随从父王出征打击侵犯河州的黑塔坦，不幸被敌军围困，父王被护卫救走而察香被俘虏被囚禁。

她受尽耻辱却没有哭泣，只是趁卫兵放她解手之机，拔出卫兵佩剑而自尽。

察香对美好家园之向往，不能仅仅看作是对舒适、安逸生活环境之不满而出征。此处诗人概括的绝非察香一个人的苦境，它表达的是西夏历史上整个人类的一种生存苦境。与黑塔坦的战役失败，流露的是西夏人对新家园的追寻总是难以实现的人类自身之怅惘，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所迫，西夏人对家园之追寻是他们生存世界之全部，是他们生命和梦想之全部。察香虽死犹生，她化为一只白头鹰，带着盲女巫之嘱托，去寻找那把失踪的贺兰神剑———一把能被月光照出紫莲花的剑，剑上散发着公主凝成琥珀的体香。

《鹰背上的剑》不妨可以说是眷恋家园、眷恋幸福、眷恋生命的一首咏叹调。

历史的世界在此被杨梓巧妙地从西夏人眼前的世界中抽取出来，完成了他史诗的意味造型叙事。

杨梓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充满深厚哲理意蕴的诗人，成为一个不会因所描写的历史世界遥远而影响接受者的诗人，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历史叙事与审美再造的体现。审美再造与历史叙事使史诗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现实世界的限制，上升到拥有现实、洞悉历史真谛之高度。《西夏史诗》总是让人感到厚重而气势磅礴，这是其中写实世界之具象叙事引发的效应；又总是让人感到韵味无穷而隽永，这是其中抽象性意味造型叙事在接受者心里产生审美发酵的作用。他的史诗之所以有一种永不减退的艺术魅力，正是因为他对现代诗学观念不断变革的意识。此种变革意识的一个最明显特征就是他的个体性，他的风格就如罗兰·巴特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指纹，别人无法冒充一样，他的风格绝对是个人化的。杨梓的作品彼此间越来越缺少通约性，作品越来越成为他个人精神的游历与形式的探索。读者在他的史诗中不仅能看到历史与现实世界本身的波澜壮阔图景，还能看到他更倾心于史诗叙事之本身。

《西夏史诗》中的近与远、散点与聚焦、抽象与具象等，呈现给读者的一方面是一个片断式的经验世界，是一个永远漂泊不定、没有归宿的西夏世界；另一方面，在这个片断式的经验世界里给读者的感觉却是一个真实的甚至完整的历史世界。这是因为，优秀的作品总是以局部显示整体，以作品细部支撑整体架构，以少胜多，这是优秀诗人惯用之手段。史诗中的各类造型叙事显示的总是某种整体的历史世界图式，追求的是一种深度模式，是对民族历史世界的整体把握，甚至在史诗中追求个体与人类的拯救，同时正是此种对整合的向往构成了史诗基本叙事冲动和主导创作动机。这就使他的史诗具有两个平面，一个是感觉世界的平面，一个是观念世界的平面。简单地说，就是用具象表达抽象，或以抽象表达具象，二者是一个统一体，互为前提。《西夏史诗》此类例证比比皆是，作品中处处是象征———意味造型，譬喻之后又譬喻，总是难以探测到渊底，最终让史诗在建立具象世界与超验世界方面成为一个统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