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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书店深藏在历史书页里的故事（第1页）

教堂书店，深藏在历史书页里的故事

七月七日，一个特殊的日子，来到圣地河谷金延安。从再现千年前北宋延州古城风情的北街漫步到重现上世纪初延安老城建筑的南街，一座教堂撞响了遥远的记忆。稍微懂得延安历史的人，心中都深藏着一个有关这座教堂的故事。那么，金延安的设计者是如何讲述这个故事的呢？

这座教堂的原建筑位于肤施古城，是一百零八年前在基督教英国渗信会传教士史密斯先生的感召和多方努力下建成的，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一日在这座新建筑里，举行了第一次献祭仪式。史密斯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延安》一书中写道，因经费的原因，椅子以及类似的坐具都是成批借来的，尽管这样，四百五十个指定座位还不够想来参加开张仪式全体民众的一半使用，“所有可能的地方都挤满了人，举城都在欢庆”。

同样是经费的原因，这座教堂在初建时因为没有买到钟，也没有建造钟楼。每次礼拜的信息都是靠一只从毁弃的寺庙里搬来的铁钟作替代品。后来有了当时在延安勘探石油的美国专家的帮助，才购回了教堂的钟，把教堂的一角按照原来的结构加高了六米多，建造了钟楼。史密斯先生自豪地说：“这座新矗立起来的钟楼，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

谁能想到二十二年之后，在这座教堂里却秘密发生了一个有关民族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可惜这座美丽的建筑却在一九三八年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毁于一旦，不仅我们后人再也无法欣赏它的原貌，许多人竟然以讹传讹将它与桥儿沟教堂混为一谈。

金延安的设计者弥补了人们的遗憾，仿照原样将这座教堂复制在景区。在举国上下纪念抗日战争爆发八十五周年的特殊日子里，迈进这座复制教堂的门槛，迎面就是周恩来和张学良的塑像，那历史的一握被艺术定格。思绪一下子就穿越到八十六年前。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中央率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我们党就开始着手对张学良开展统战工作。在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等人的促成下，经过多次接触和沟通，双方约定于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在延安举行一次秘密会谈。当时中共中央的驻地在距延安城二百多里的瓦窑堡，延安城还属于西北军的防地。

据有关资料记载，四月七日，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和李克农一行由瓦窑堡冒雪启程，四月八日于约定时间到达延安城东的川口，等候张学良派人接引入城。谁知，因天气恶劣，空气湿度大，收发报受到干扰，无法与对方取得联络，结果一直等到当晚十时仍未见来人接引。而张学良虽已飞抵洛川，也因联络中断，停在洛川等待消息。直至九日早上，天气转好，双方电台再度接通，张学良才冒着风雪亲架飞机，飞抵延安。当晚八时，周恩来、李克农一行在夜色掩护下由对方代表接引走进这座教堂，就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双方互派代表等一系列问题与张学良进行了彻夜长谈。

十六岁时跟随父亲在奉天时就加入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张学良，站在这座教堂的穹顶下，国仇、家恨、信仰在胸中掀起了怎样的波澜，我们外人无法知道，最终张学良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中共中央也在张学良的建议下，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将“抗日反蒋”口号改为“逼蒋抗日”。这次会谈很快促成了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推动张学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使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无疑，也为“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

金延安的设计者将教堂的内部装饰成一个书店。坐在静谧的书桌前，打开历史的书页，你会有一种不同于任何地方读书的感受。此时、此景、此情，你除了对先辈的敬仰和缅怀，会有一种由衷的自省。史密斯先生在他的书中写道：“‘延安府’的字面意思是‘永久和平的地区’。我的调查工作渐渐让我产生了一种近似敬畏的谦卑。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永恒过去的地方，中华文明进程中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与这个地方密切相关，有些甚至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对这个地方的了解越多，敬畏也与日俱增。”我们不能不佩服这位外国朋友在一百多年前的判断力和洞察力，他不仅总结了历史，也预言了未来，历史前进的每一步足迹都深深地印在了延安的大地上。

坐在历史的书桌前，烛光或许能掩盖我们翻动书页时的脸红，毕竟我们对于脚下的这方厚土知之甚少。我们需要给自己的灵魂寻找一个安静的归宿。

原载2022年7月22日《作家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