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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进修

所有关于过往的记忆，经过时间的筛选，留在我脑海里的都是最美好的。有朋友说：“你的记忆力真好，记住了那么多，包括细节！”其实，记住的很少，忘掉的很多。留在脑海里的东西，需要一根线把它们串起来，否则过于零乱。进修学习是一根长线，串起了很多回忆，有起点，还没有到终点，因为我坚持活到老、学到老。前三次进修，从接受学校教育的角度看，是继续；从人的一生看，包括之前接受的一切教育，都是启蒙。就这样，似懂非懂、懵懵懂懂、跌跌撞撞地来到了1992年春天，我得到了第四次进修学习的机会。

第四次进修，又是一次较长时间的脱产学习，也是第一次参加党校干部培训。自此以后，多次进入党校学习，接受党校教育，进行党性锻炼。党校不同于其他高校或培训机构，不只传授科学知识，更注重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强化干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是党的干部培训机构。外出学习，牵绊我的依然是女儿。女儿刚满两周岁，还不到送幼儿园的年龄。学校办了托儿所，专门帮助年轻父母照看两到三岁的幼儿，有几位教职工的家属在这里照看孩子们。有了托儿所，妹妹便回了老家，我们可以安心去上班，但女儿毕竟还很小，而且下班后的家务事不少，我到党校学习，照顾女儿的压力全部落在了妻子一个人身上。

我和陈永刚老师参加同一个专题的学习班，学制为三个月，3月初开始，5月底结束。陈永寿老师、武继淳老师、赵志智老师参加另一个专题的学习班。我在化学系读书的时候，陈永寿老师是数学系主任，武继淳老师是物理系主任，赵志智是英语系的老师。现在陈永寿老师是教务处处长，武老师仍然是物理系主任，赵老师是工会主席。我们虽然都不在一个班上学习，但吃饭在同一个餐厅，几乎天天见面。和老师们一起在党校做学员，平起平坐，我有一点儿不太好意思，好在不是一个班，在一起听课、讨论、活动的时间非常少。五一放假前的一天，丁校长来到党校，他刚刚参加完教育厅的会议，大家闻讯聚到一起。丁校长说，要放假了，大家应该回去看看。他对陈永寿老师说：“毛老师想你了！”大家哄堂大笑，毛老师是陈老师的妻子，他俩都五十多岁。老师、领导之间如此玩笑，我觉得非常有趣。丁校长一贯幽默风趣。他这次专门坐一辆小型面包车出差，估计早有计划，替我们着想，带我们回家，帮我们省了坐班车的钱，也省了不少麻烦。从党校到南门车站得一个多近两个小时，到了南门车站还要买票、等车等。坐自己学校的车方便多了。我们一路上有说有笑，很欢乐，很热闹。

陈永刚比我年长十岁，祖籍上海，随父母到固原，高中毕业后下过乡、当过知青，恢复高考后在师专中文系学习，毕业后留校在图书馆工作，非常勤奋。他一边搞管理一边搞研究，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他的办公室在西配楼，上下班路过我的办公室，常常进来和我聊天。我愿意向他请教很多问题，请他解疑释惑，他像大哥一样，倾听我的观点，给予肯定和鼓励。我们在党校一起学习，形影不离，一起讨论党校老师讲过的课程，一起复习，准备参加陕师大成人教育学院的专升本入学考试。他学习扎实，陕师大的入学考试成绩遥遥领先，我也上了线，我们再次同学三年。可惜的是，2005年5月他调入江苏一所高校不久，突然因病去世。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惊，只有一个成语在脑海中跳动：天妒英才！

全区不同单位的近百名处级以上干部在一起学习，卧虎藏龙，人才济济，不论是学习研讨还是开展文化体育活动，稍作动员组织，就能圆满进行。我们的班主任龚春林老师，三十出头，长得一表人才，工作充满**，把几十名党员干部组织得井然有序。班级表现好，与学员也有关系。在单位里管人管事，当了党校的学员，自然明白如何配合管理接受管理，能者主动担当，从者自觉自律，大家服从指挥，全班步调一致、行动统一。

人多信息多，新知识、新技术、新词汇应接不暇。1992年是快速发展的一年，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新技术带来了许多新体验。我的宿舍门口有一部电话，供本层学员使用，常有电话进来，我离得近，渐渐成了接话员，便很快与同住一层的学员熟悉起来。我的热情服务赢得众人的好评之后，再有电话进来，我不用再去敲宿舍的门，而是站在原地吆喝：“老张（老王、老李），来电话了！”实际上，此刻的世界，通信技术正在悄悄发生革命性的改变，通信靠喊的历史正在一去不复返。BP机开始兴起，尽管党校学员中使用的人很少，却让我们开了眼界。程控电话已司空见惯，尽管还没有普遍进入普通百姓家中，尽管党校学员宿舍楼里也只能做到一层一部电话机，却大大方便了相互沟通。后来的变化更是难以预料，手机取代呼机，电话不仅飞入寻常百姓家，而且新技术层出不穷，很多属于颠覆性变革。

家里还没有电话，妻子写信告诉我女儿的一个个进步，我写信告诉他们我的所见所闻。女儿在学习说话的过程中，有许多出乎想象的表达，常常让人捧腹大笑，甚至笑得直不起腰。那些捧腹大笑的场景历历在目，但那些惊人的牙牙学语现在我一句也想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