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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实现的修边计（第1页）

未能实现的修边计

弘治十年至十一年（1497—1498），张祯叔、王珣挖掘品字坑费时费力，在挖掘之初能起到防御作用，但花马池挨着毛乌素沙漠，一年一场西北风，风带沙行，时间不长，移动的沙漠就将品字坑填得只剩印痕。

弘治十三年（1500）冬，达延罕复居河套，以10万骑从花马池、盐池（老盐池）入，散掠固原。短短三四年时间，品字坑就失去了作用。

自此，没有辅助防护的河东墙孤独而脆弱地**在鞑靼骑兵面前。

自从小王子达延罕入居河套，宁夏河东地区再无宁日。

弘治十八年（1505）春，鞑靼部3万余骑，再次掘开花马池边墙涌入灵武、清水营、兴武营、鸣沙等地，陕西巡抚杨一清从定边带领2245名骑兵，和宁夏总兵李祥，设伏在萌城、小盐池、韦州一带，经过三个月的驰聚急奔，才将鞑靼骑兵赶出边墙。然而，十月，鞑靼骑兵2000人入境，闻警出战的千户张钦带兵出花马池城10里的地方就被围住，交战中战死27人。防守花马池的参将霍忠出城救援，行走3里又遇伏兵，这次作战造成指挥唐彪、旗军李彪等160人战死，而鞑靼骑兵一路向南深入到隆德、会宁等地寇掠。十二月，小王子达延罕再次率部5万人从杨柳墩西挖开边墙20多处，攻陷清水营，深入到固原、平凉等地。一年中花马池边墙连连被挖掘破坏，使河东墙千疮百孔起不到防御作用。

面对边防连连失守，长期坚守在延绥西路的陕西巡抚杨一清虽然奋力防御，仍然因“先事失防”而没有战绩。杨一清提出“乞赐罢归”，让朝廷给以免职处理。但不等他提出的“罢归”送到皇帝的面前，正德皇帝在正德元年（1506）正月，“命巡抚陕西左副都御史杨一清总制陕西、延绥、宁夏、甘肃等处边务，兼督马政”。杨一清担任陕西三边总制。

杨一清在陕西三边任职多年，对河套地区的边备十分熟悉，知道延绥镇定边营宁塞营以西地区地势宽漫、城堡稀疏、兵力薄弱，若无边墙防御，鞑靼骑兵入侵如履平地，而成化十年（1474）徐廷章、范瑾修筑的“边墙低薄，壕堑窄浅，墩堡稀疏”，若不再修筑难堪其用。就在杨一清想修筑边墙时，兵科给事中潘铎也提出：“增花马池之戍为万人，定边、兴武之戍各为三千人……改筑花马池东西三百余里之边墙。”潘铎的奏请当即得到正德皇帝朱厚照的批准。杨一清也提出河套地区防御的策略：一是修筑石涝池至宁夏横城300里边墙，主要采取旧墙增筑高厚，壕堑挑浚深阔，添设墩台、暖铺、小堡，分派官军防守，其中计划在边墙上建盖取暖房900间，用军士4500人守护。二是将花马池守御所改设宁夏后卫，兴武营添设守御所，选定招募士兵更调入伍，食粮操备安插已定，然后择其骁锐给马骑，征附近田地任其耕种。

杨一清这次的修边是做足了功课，算清了账目的。

他建议重修河东边墙，标准为高宽各两丈，收顶为1丈2尺，2面筑垛墙5尺。墙外每里添筑敌台3座，每座相距120步。每年春秋2次修筑，计划用5年时间修完大边。在修边费用上，提出由户部拨银8万两，征调宁夏镇、平凉府、固原州、西安府、汉中府等地军民8万人，分为2班，每班干3个月。每个民夫发给路费银2两，每天发给口粮1升半。

另外每2人自备席子1片、椽子1根，搭帐篷挡风雨。每10人自备车1辆，搭帐篷合伙做饭。还对蔬菜、肉类的采购，医生、药物的配备，每月犒劳的次数都做了安排。筑墙所用木料30多万根由甘肃大雪山一带采办，顺黄河漂流运送到位。

正德二年（1507）三月一日开工，由横城开始自西向东修筑。然而杨一清虽然计划周密，却遭遇当地罕见的连续性阴雨天气，气温骤降，筑墙军民生火取水困难，风餐露宿，疾病流行，人心怨愤。这时，部分调到花马池修墙的民夫发生哗变，监军为了阻止民夫溃散，对违抗命令者马蹄践踏、包围射箭，形势危急。杨一清闻讯赶来阻止了监军的残忍行为，允诺筑完花马池城后放假5日。消息传到朝廷，由于害怕引起大规模民变，加上宦官刘瑾从中作梗，朝廷即令遣散民夫，所拨剩余筑墙经费全部交还。杨一清因正德元年（1506）在花马池等处阅视边兵时双目为风沙所伤，民变发生后即乞恩休致。

后刘瑾以其冒领浪费边疆费用，将其逮捕入狱审查，虽经大学士李东阳、王鏊极力救护，杨一清依然因罪致仕，他计划修筑的边墙，只筑成了40里的横城大边。

（撰稿：刘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