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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唐高宗时代（第1页）

第一章大唐高宗时代

李治

谥号：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

庙号：高宗

在位：649年～683年（34年）

天上掉下来的太子

唐太宗开创了唐王朝的鼎盛局面，为了能长久地维持统治政权，他像历史上许多有为君主一样，十分重视死后的安排。因此在贞观末年，立谁为太子成为唐太宗李世民的一块心病。

早在武德九年（626）十月，刚登基为帝的太宗便立年仅八岁的长子李承乾为太子。承乾是太宗和长孙皇后所生的长子，“嫡”和“长”都占，真是储位的完美人选。太宗也十分喜爱承乾，从小便加意栽培，传授他治国法要，希望他能成为比自己更好更强的明君。贞观九年（635），李渊去世，太宗居丧期间，命令太子承乾在东宫处理国家日常事务，有意锻炼他的处理政务的能力，更显示出对太子的信任和宠爱。

太子承乾聪明过人，就是不喜欢读书学习，反而喜欢女色、音乐和打猎，喜欢奢侈的生活，这倒很有李渊的遗风，面对父皇委派的辅导自己的东宫官僚，承乾总是无比庄重，说的都是忠孝大义一类的话，既冠冕堂皇，又令人折服，回到内宫后便和身边的佞俸小人做些见不得人的荒唐勾当。时间长了，东宫官员有所察觉，想要劝谏，承乾总是能猜出对方的心思，抢先一步做深刻的自我检讨，认识深刻，态度诚恳，弄得要劝谏的官员根本无法开口，所以初期内外大臣都夸赞太子贤明有德。

承乾喜欢打猎，一次从马上坠下，落下残疾。知子莫若父，太宗对长子的废学和不务正业极为头痛，屡次训诫却不奏效，又见他成了跛子，对其宠爱大减，转而宠爱起聪明好学、动辄循礼、多才多艺的皇四子魏王李泰。他为李泰开置文学馆，延请四方名士编纂《括地志》，以提高李泰的声望。他还因群臣对李泰不够尊重，少有的在朝廷上大发雷霆，而每月给李泰的钱比太子承乾的要多。太宗虽未表明易换太子的心思，但大臣们不难从他的言行中窥探出来，于是便有一些臣工转而拥戴魏王李泰。

太宗虽有此心，却也很犹豫，为了平息大臣们的纷纷猜测，强命魏征出任太子太傅，把他比作汉高祖刘邦时保护太子的“四皓”，以此来表明自己绝无另立太子的心意。

唐太宗是一个性情中人，他的喜怒总是不难发现。在两个儿子之间，人们发现，唐太宗似乎更喜欢李泰而不是承乾。

李承乾和李泰之间，李承乾还是喜欢舞枪弄棒，喜欢训练武功。李泰则是另外一种倾向，读书写作，文采飞扬。所以，每次皇帝外出，总是让李承乾监国守长安，而总是把李泰带在身边。唐太宗喜欢跟李泰讨论问题，喜欢李泰才华出众。这种情况，大约跟国家形势安定，武功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的背景有关。

于是，太子与魏王之争，暗地里波涛汹涌，一副不共戴天的样子。

终于，太子承乾出了败招，竟然准备了一套谋反计划。而这个计划又提前暴露，本来是为了保住太子之位，反而提前葬送了这个位置。

这种兄弟相残的局面，李治完全置身事外。这个状态，或许是他没有这个心思，或许是没有这个条件。

李承乾被废之后，最有资格被立为太子的，是长孙皇后的另外两个儿子：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两人相比，李泰的条件更为优越，首先他是长孙皇后的次子，比李治年长九岁，唐太宗对他思宠逾制，令其在王府中置文学馆，听任其招揽贤人学士，赏赐甚至超过太子，还不时在言谈中暗示要立李泰为太子，待承乾被废之后，又“阴许立泰”。李治是长孙皇后的三子，唐太宗的九子，不论从年龄还是父子感情看，均处于劣势，但舅父长孙无忌却大力支持，“固请立晋王治”。李泰、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长孙无忌为什么弃太宗所宠，而要立李治呢？这并非私人感情，而是有重要政治背景的。

唐太宗统治后期，长孙无忌在朝臣中权重无比，为了在太宗之后仍维持这种局面，长孙无忌希望未来的皇帝，即今日的太子，应该由一个仁孝听话的外甥充当，这样，自己会得到尊重，权势会得到保障。因晋王李治生性懦弱，成为他极力支持的对象。而魏王李泰则不同，从小聪明绝伦，稍长善作诗文，成人后喜好经籍、舆地之学，从贞观十一年开始置文学馆收纳士人，文武官员也纷投门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李泰恃才不恭，上品官员不放在眼里不说，关键是不去争取舅父对自己的支持。长孙无忌知道，如果李泰做皇帝，依靠重用的必定是他自己的党羽，绝不是他这个舅父，所以不愿李泰立为太子。

两子争立，一边是才华出众的李泰，一边是懦弱少能的李治，按理说，立李泰是自然的，但唐太宗不能。李泰集团的主要成员是功臣子弟，他们靠祖上资荫，身处高官，奢侈放纵，希望通过李泰当皇帝，达到驱逐元老，自己掌权的目的。李治的支持者则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其中包括李绩、褚遂良等。长孙无忌既是唐朝的开国元勋，又是唐太宗的佐命大臣，是贞观政治的忠实执行者。唐太宗希望自己死后，贞观政治依然坚持下去，只能靠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辅佐，而绝不是李泰手下的那帮纨绔子弟。为此，他不得不舍爱立李治为太子。由于李治仁弱，不像自己，唐太宗在立了李治后，思想仍在动摇反复，一度又向长孙无忌提出想改立“有英武才”、“英果”似己的三子吴王李恪，被长孙无忌挡了回去，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王，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君乎？唐太宗只好作罢，临终前，将辅佐李治的重任托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

现在的文献记录，没有发现李治亲自努力过什么，一切看起来都是水到渠成的。太子之位如同天下掉下来的一样。在李治当太子的过程中，长孙无忌、褚遂良都是大功臣。

那么李治真的一点努力都没有吗？不，李治与李泰有过一次短兵相接。

《资治通鉴》有过这样的记载：

魏王泰恐上立晋王治，谓之曰：“汝与元昌善，元昌今败，得无忧乎？”治由是忧形于色，上怪，屡问其故，治乃以状告；上怃然，始悔立泰之言矣。

元昌，是他们的叔叔汉王李元昌，参与了李承乾的谋反计划被赐死，李泰通过李元昌给李治施压，是希望李治懂得厉害主动撤退。最近有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李元昌的墓志，贞观十七年他不过25岁。所以他能够跟太子跟晋王都能玩的很好。这个时候，李泰考虑过他是哥哥吗？当然没有。他只是把李治当作竞争对手而已，不会考虑手足之情的。李治的反应呢？紧张，不知如何处理。后来被唐太宗发现神色不对，反复询问，才了解真相。唐太宗认为李治表现更好，有保护哥哥不告发的意图。这事，对于李泰而言，增加了一个失败的因素。

那么，李治的表现，究竟是自然表现还是成功表演呢？

李泰的用意，是在迫使李治低头让位。你跟谋反的汉王元昌关系密切，他已经暴露，你也不能没事。你自己有这样的问题，还要来跟我争太子吗？李泰的用意，李治应该很清楚。李治可以有几种反应。第一，与李泰针锋相对，恶口相向。但是，这样不会为自己争得分数，因为两个吵架的人，任何一方的形象都会受损。第二，他可以立刻向唐太宗汇报，说明实情，李泰如何如何说。但是，那样会留下打小报告的印象，有背后整治哥哥的嫌疑。第三，干脆把事情彻底隐藏起来，不让人发现。但是，那样太便宜了李泰。最后，李治采取的是最有利的一种，既没有让自己处于被怀疑的位置，又巧妙地暴露了李泰的活动。甚至让太宗觉得，李治用心良苦，是在保护哥哥。

在多种可能并存的情况下，李治选择了最有利的一种方案。说明他的这个表现，不是自然反应，而是深思熟虑。李治以退为进，巧妙地暴露了哥哥，并取得父亲的好感。于是，这成了李泰失败而李治成功的一个因素，太宗后悔答应李泰，决定改弦更张，放弃李泰。可见，在李治当太子的这件事情上，李治看起来是无所作为，其实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最终以胜利而告结束

贞观十七年四月乙酉（六日），废黜太子承乾。第二天，宣布李治为新的太子。唐太宗决定，今后谁也不许经营太子之位，凡是经营者一概抛弃。

上谓侍臣曰：“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籓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且泰立，则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通鉴）

李治不主动告发李泰，在唐太宗看来是在保护李泰，十分符合唐太宗这个时候的心思。不仅如此，李治确实没有留下任何经营的痕迹，连他告发李泰私下的言论，都显得是被迫的。这个时候的李治，虽然只有16岁，可是他的行为已经很成熟。通常说，年龄大一定经验丰富，但在这件事上可见例外时常而有。在政治上，李承乾不成熟，李泰显然也不成熟，而年龄小的李治最成熟。这个结论如果成立，那么李治当太子应该说也不是天上掉馅饼，是有必然性的。

李治成为争夺太子的黑马，一点都不奇怪。所有的人都没有看到李治在经营，所有的人都在为李治而努力。连意志力超人的唐太宗，也为李治改变了主意，放弃了李泰来支持李治。连历史的记录都认为，李治什么也没有干。连后来的历史学家也认为，李治当时还是一个小孩子。他们认为，长孙无忌要拥立李治，就是看中了李治的年幼无知。

事实上，李治完全达到了无为无不为的境界。从高祖李渊的时候起，唐朝就开始推崇道教，推崇《老子》，但是从唐高祖到唐太宗，看来对老子的理论都没有什么透彻的理解。无为而无不为，只有李治把握得切实。

永徽之治

“永徽之治”指的使唐高宗李治统治时期的一段盛世。唐高宗共在位三十四年，前六年号永徽。高宗在即位之初，继续执行太宗制订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与李绩、长孙无忌、褚遂良共同辅政。他们君臣都牢记太宗的遗训遗嘱，奉行不渝。太宗训令纳谏、爱民，高宗即位时即对群臣宣布：“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并日引刺史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太宗训令崇俭，高宗即召令：“自京官及外州有献鹰隼及犬马者罪之。”高宗君臣们萧规曹随，照太宗时法令执行，故永徽年间，边陲安定（击败西突厥的进攻），百姓阜安（人口从贞观年间的不满三百万户，增加到380万户），有贞观之遗风，史称“永徽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