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三小说

第一章修身之智 坚持不懈的锻造自身（第5页）

此处所说变柔为刚之法，即指自胜而言。因为志趣高，所以不昧于流俗，不甘于颓废，因为志向远，所以不为个人私欲所困，不局限于个人些许荣辱毁誉，而是着眼于大局，有拯民救世之责任心，有身系天下之使命感。惟有此志趣，方可培养出刚毅之气，方可有宁折不弯之坚韧，劈荆斩棘之勇毅。

曾国藩之所以能在各方面都取得重大成就，其主要因素之一就是他主张男儿一定要有“倔强”的素质和“强毅”的精神。人生的道路是极其艰苦、坎坷不平的，要想成就一番事业，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如果一味柔懦，必会知难而退，这样定然一事无成。要冲破这些障碍，就要靠一股敢于排除万难的精神。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千年未遇的大转折时代，要达到自己救国安民、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困难更大，需要牺牲的东西也更多。因此曾国藩总结历史经验，深化自己的体会，总结出了这样的道理：古往今来，大抵圣贤豪杰所以能完成宏图大志，都是“力排万难”、“独任艰巨”才达到目的的。因为“圣贤之所以为圣，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

一个人要“大有立于世间”，一定要具有“阳刚之气”。为什么呢？曾国藩分析道：“盖人禀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于事理必有不可掩之伟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因此，“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他对兄弟子女的教育，一本“阳刚”之道。他屡次教诫曾纪泽，便因不满其太柔而少刚。

曾国藩相比于同时代的许多人来说，可算是事机颇顺，无论科考中举仕途升迁，都没有经过太多波折。但他能成就大业，仍然遭到过无数磨难。仅陷入绝境、濒于自杀的情况就有数次，而军事败绩、遭谗被陷、众人猜疑的情况，更是不胜枚举。后来他总结说，平生长进，全在遭受折辱之时。

7．“勤”字是人生第一要义

人们常说业精于勤，《尚书》中也说“业广惟勤”，勤是发展事业的惟一途径。孔子反对“饱食终日，无听用心”的人生态度，孟子将四体不勤之人视为不孝之辈。历代家训中有一个共同的重要内容，便是“勤训”。

为官者只有勤于政事，才能造福于民。懒惰懈怠，必然使民受其弊。宋朝名臣真德秀说：“莅事以勤。当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圣贤，犹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况其余乎？今之世有勤于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诗酒游宴，则谓之风流娴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

曾国藩把对“勤”字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在他看来，“勤”字是人生第一要义，是修身、齐家、为官、治国乃至平天下的前提。他甚至说：“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如果勤奋，—切无不可为，反之则不仅一事无成，还将引灾致祸。

曾国藩曾把治学为人之道概括为八个字，即“八德”列于首位的就是”勤”，他认为勤字最为重要。所以他每当同时谈论几个字时，总是将“勤”字放于首位，如“勤廉”、“勤慎”等。后来他写居官三箴，为“勤”字写了四句注脚：“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这四句话言简意赅，是他自己一生勤奋的真实写照。

曾国藩出生于普通农家，曾氏近百年未出现高官显宦，如曾国藩所说：“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明者。”曾国藩自己天资也非绝顶聪明。他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功勋，可以说全是“勤”字所致。这与其勤俭的家风有密切关系，但同时也是曾国藩自身修养的结果。

在所有能促成人成功的要素中，“勤”字是必备的，同时又是可以不受先天条件制约的。人们常说“勤能补拙”，“天材出于勤奋”。曾国藩说，居官应以“动廉明恕”四字为本，其中“明”字受先天因素影响较大，而其余三字则可由学习而至。“勤”字是实践所有事业的根本和前提，所以尤为重要。

曾国藩治学，认为除“勤”之外别无他途，勤奋方能有恒，才能点点滴滴，坚持不懈。他从青年起便养成了每天读书的习惯。即使从军之后仍旧不改。他教导争下将士说：“勤”字之义，在于平日勤加训练，勤于治事，稍有余暇，则读书不辍。

曾国藩统领湘淮两军，全权处理攻打太平军、捻军事务，并主管江南数省军政，如此繁重的职务，他每天仍能利用闲暇读书写字。奏牍、书信、家书、批文、日记，几乎都是他亲手所写或删定。仅现在留传下来的就达数千万字。他写家书，恐怕也是古往今来最多的。据现在出版最权威的《曾国藩全集》统计，从1840年至1871军32年间，他共写了1459封家书，约110万字。平均每年73封，最多的一年是1861年，共235封。据说，他真正写过的家书，比这数倍不止。只是由于战乱流离，损失太多罢了。他自从向倭仁学习写日记后，几乎从未中断。他的日记也有几种，如《过隙影》、《茶余偶记》、《求阙斋日记》等。仅留传下来的就有100万字之多。他所写的奏章、批牍更加不可胜数。这种好学习惯，至老弥笃。在去世前的一年中，他作诗数首，文章十多篇。其中《湖南文征序》、《重刻茗柯文编序》，述古今以来文章源流，见解精辟，是传世不朽的佳作。在去世前一个月，他还为湘军后期的名将刘松山写墓志铭，但因病发而未能完稿。

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吾兄弟但在“积劳”二字上着力，“成名”二字则不必问及，“享福”二字则更不必问矣。

本着这样的原则，曾国藩真可谓劳心劳力，以一”勤”字终其身。即使偶尔有不够勤奋的时候，他也要深刻反省，痛加改过。同治元年（1862）八月十九日，他在日记中自责道：

近日公事不甚认真，人客颇多，志趣较前散漫，大约吏事、军事、饷事、文事，每日须以精心果力，独追幽奥，直凑单微，以求进境。一日无进境，则日渐退矣。以后每日留心吏事，须从勤见僚属、多问外事下手；留心军事，须从教训将领、屡阅操练下手；留心饷事，须从慎择卡员，比较人数下手；留心文事，须从恬吟声调、广征古训下手。每日午前于吏前、军事加意；午后于饷事加意；灯后于文事加意。以一缕精心，运用于幽微之境，纵不日进，或可免于退乎？

曾国藩办事勤奋，在他任直隶总督时表现得最为突出。1869年初，他进京见陛，这是他自从离京后第一次回京，前后已十几年。当时直隶虽是京畿重地，吏治腐败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官员疲玩，讼案堆积如山，民怨沸腾。所以，曾国藩一上任，就拿整顿吏治开刀。吴桥知县王恩照、曲阳知县万亨泰、武强知县王庶曾、迁官知县周培锦、冀州知州宋炳文、保安州知州李作棠、怀安知县谷洪德，这些人性情疏懒，不理讼狱，曾国藩一律奏请革职，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饬，吏治民风，为之一振。

在直隶总督任上，曾国藩最费心的便是处理积案。据吴汝纶记载：曾国藩办理积讼，从同治八年四月起到十一月止，结销新旧各案40191起，从同治八年十二月起到同治十年十月止，连同闰月，共24个月，又结案90155起，平均算下来，前一段时间，每天180多件，后一段时间，每天也要处理120多件，其勤奋程度，实在令人瞠目。在他的倡导下，直隶吏治迅速改观。清廷称许曾国藩“办事认真，干吏治民风，实心整顿，力挽敝习。”

从曾国藩一生做事风格可知，“勤”字是他成功的主要秘诀。实则这是一个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因此也谈不上秘诀。就看有没有这种毅力做下去了。

曾国藩告诫部下时最常用的就是勤字。他说过的勤奋之道，“精力虽至八分，却要用到十分，权势虽有十分，只可使出五分。”勤没有限制，越勤越好。勤字不仅可以积善成多，还可激励士气，振作精神。他把勤字的表现归纳为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是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后来他又总结出了三勤：刻刻督教，是曰口勤；处处察看，是曰脚勤；事事体恤，是曰心勤。有此三端，自能与弁兵联络一气。这五到三勤是曾国藩对勤字的深刻体验和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纵观他自己居官从政，无论办什么事情，五到三勤都有充分体现。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吴汝纶经常伴随其左右，隔日就拜见一次。后来吴汝纶出任知州，曾国藩教诲他说，居官之法不外“勤慎”二字，“勤”字以亲理细事为先。曾国藩自己事必躬亲，从而保证了每件事都能按质按量完成，很少疏失。而李鸿章则与之不同，李鸿章告诫吴汝纶，为官不必亲理小事。吴汝纶比较二人优长，还是觉得曾国藩说得更有道理，决定以他为榜样。但做了几天就受不了，其中劳心劳力，实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因此他对曾国藩更加佩服。

早起，在曾国藩看来，是勤的修养方法，同时又是考核勤与否的标准。

早起是曾氏家风的一个突出特点。祖父星冈公曾玉屏所定八字家规，其中第三字便是“早”，即早起之意。曾国藩自己定的“八本”“三致样”的家规，其中之一就是“居家以不晚起为本。”

8．培养好习惯，戒除坏习气

曾国藩到京师的最初几年，也是一个凡夫俗子，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每天应酬特别多，这并不是他官做大了，应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没事找事”，消磨时光。

道光二十年（1840年）四月，庶吉士散馆（相当于进士再深造后的结业），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中国传统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轻地方，虽然中央的俸禄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结交朝中大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属于“天子近臣”，如果一个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会脱颖而出，升迁的机会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则不然。按过去的体制，任地方官有冲、繁、疲、难的区分，“疲”，说白了就是穷地方，在这个地方很难出成绩。

曾国藩留在翰林院后，“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此后的一段时间，除了给家里写一封信商议家眷来京之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每天都是送往迎来，吃酒、读书、闲佩。所以他早期的《日记》每天都在“检讨”，但每天都会故伎重演。显然这种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会无益于自己的目标，不能成就大事的。

按翰林院的官员，读书养望、切磋交往是“本职工作”，本无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发日子，终究养不成经世的韬略。

曾国藩为了实现“澄清天下之志”，针对自己的不良习惯，他提出三戒：一戒吃烟，二戒妄语，三戒房闼不散，后来都做到了。

吸烟有害健康是今天人人皆知的常识，但吸烟对人的精神有影响，就不是人人明了的。曾国藩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曾国藩认识到，应酬过多，精神就难以集中，做起事来也会出差错。此外，吸烟也对此有很大影响。他说：精神要常令有余，做起事来才能精气十足而不散漫。“说话太多，吃烟太多，故致困乏。”

意识到危害后，他发誓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起戒烟，并作为“三戒”之一。但最初戒烟的日子很不好过。为了打发难熬的时光，他找朋友们下棋、聊天。日记中写道：

“三戒”之外，还有“一戒”，曾国藩没有戒成，这就是戒围棋。

曾国藩早年即有弈棋之好，同年好友聚在一起，往往先要弈棋几局，随后饮酒畅谈。但下棋须精神贯注，因此很耗心血，往往几局结束，身体不能自如。曾国藩意识到此，决心把围棋也戒掉，但几次戒也戒不成，有时观看别人下棋，大声嚷臂，“几欲自代”，这颇有点侯宝林大师相声中所说的味道。

曾国藩平日也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他时不时去庆和园、天和馆听听戏，去琉璃厂逛街、购书买纸，“正业”之余也读点《绿野仙踪》、《龙威秘书》之类的“野书”。不过，下棋的嗜好，还是令曾国藩伤透了脑筋。照他自己的话说，即“溺情于弈”。曾国藩下棋始于何时，无从得知，但自入翰苑，经常为围棋所困，京中同僚友人如刘谷仁、何子敬、何子贞、黄鹤汀、汤海秋、毛寄云、朱廉甫、徐石泉、郭雨三、邓云陔等都是他的棋友，隔不了几天，总要对弈几局。沉溺于围棋。不仅有碍于进德修业，而且颇耗精力，友人劝他戒棋，他也横下心戒。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6月8日《日记》写道：“夜，与筠仙围棋二局，头昏眼花，以后永戒不下棋也。”谁能想到这次“永戒”竟没隔一日就破戒了。6月9日与“筠仙围棋，复蹈昨日之辙”，10日与“黄鹤汀围棋”，12日“饭后与筠仙对弈”。国藩很讲究养生之道，身体略感不适，便想到戒棋。6月20日，三度下决心戒棋。本日《日记》说：“徐石泉来，与同围棋数局。石泉去而余头昏眼花，因戒永不下棋。誓曰：如再下棋，永绝书香也。”既发恶誓，决不能再做“小人”。曾国藩忍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下棋，至少《日记》没有记载。可是直到出京，终没有戒掉。至于后来，无论在军旅，还是在总督任内，围棋仍然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越下越凶，每日非一二局不可，直到去世。曾国藩作为一个有毅力的人，一向做事有恒，惟独围棋立了多少恶誓硬是戒不了，走不出“围城”，连曾国藩自己也弄不明白何至于此。实际围棋是能缓解紧张的一种精神“转移法”。

能否做到自律是一个人能否成功的最为重要的性格因素之一。纵观历史，古往今来，许多成功之士，大都具有自律的恒心与毅力。在激烈的竞争中，真正靠得住的只有优势和实力，而克己修身正是使个体扩大优势、提高实力的有效途径。老子说：“自知者明”、“自胜者强”，这是极为精辟的哲人之言。因为，有了自知之明，才能在德才两方面力求上进；有了自制自胜之力，才能克服各种**与邪念，致力于德才的进修。运动员在运动场上争的是一时之短长，但究竟谁短谁长，实际上完全取决于长年累月的“克己修身”，即通过无比刻苦的训练，养成坚强的意志、良好的作风和高超的技术。此外，个性的健康发展和竞争成功，都离不开良好的人际关系，那么克己修身，就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到这一点，才能做到“得道多助”，否则“失道寡助”，这两句话在现实生活中被许多人誉为黄金法则，或者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曾国藩深明此理，他非常重视“修身之道以律己，以身垂范而教人”，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