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三小说

第三章处世之要 以圆融为做人处世的基本原则（第5页）

东汉谯县人曹节待人仁义宽厚。有一次邻居走失一头猪，说曹家有头猪很像。曹节就让他把自己家的猪牵走。不久，邻居家的猪自己跑回圈，邻居很尴尬，主动把曹节家的猪送还。曹节笑了笑，收下猪，什么也没说。

从前有位姑娘未婚先孕，父母威逼迫问，她不肯实说，就指认住在附近的白隐禅师是其腹子之父。其父因怒不可遏，领人找白隐理论。白隐听完对方的辱骂，只说：“就是这样的吗？”婴儿一生下来被送予白隐抚养。白隐名誉扫地，受尽世人谴责，但他并不辩解，一味认真照料孩子。隔了数年，姑娘说出了真相，要回孩子。面对一连串的赔礼道歉，白隐依然如先前一样，轻轻地说：“就是这样的吗？”

曾国藩有言：“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曾国藩刚出道时在为人处事上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对官场的逢迎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处处落落寡合，常招人非议排挤。后来经过日积月累的经验，宦海沉浮的教训，使其学会用“忍”去适应既定的社会规则。

咸丰帝刚登基，就遇上太平天国起义，于是下令征言求治。曾国藩当时血气方刚，上疏陈奏裁兵、节饷、加强训练，被置之不理。他不甘心自己的好意被束置高阁，再次上疏，锋芒直指咸丰帝本人，以求更新政治。他批评咸丰帝苛于小节，疏于大计；徒尚文饰，不求实际；刚愎自是，饰非拒谏。这些都是事实，但如此直言，非遇明君则必遭不测之灾。果然，咸丰帝看了一半就怒火冲天，把折子扔在地上并立即召见军机大臣要查办曾国藩。只是由于祁隽藻、季芝昌的求情，曾国藩侥幸逃过一劫。这次碰壁之后，曾国藩学起谨慎，再不敢盲目效仿古代的谏臣：“臣材本疏庸，识尤浅陋，无朱云之廉正，徒学其狂；乏汲黯之忠诚，但师其憨。”自此锋芒顿减，将“忍”字作为自处之道，再不敢在奏折中批评皇帝。曾国藩说：“大凡才人之人，每不甘岑寂，恃才自傲，言多遭忌，行多遭恨的事常有发生。”

东汉许攸在官渡之战时由袁绍处投降曹操，献乌巢烧粮之计，使曹军获胜，之后占领了冀州。许攸来的时候，曹操又是欢喜又是激动，忘了穿鞋就跑出去迎接。可之后许攸仗着有功，时常与曹操开玩笑，往往在座席上也不能约束自己，甚至直呼曹操小名：“阿瞒，你若不得我，便不能得冀州。”曹操笑道：“你说的很对。”却在心里讨厌他。又有一次许攸出许都东门，对左右说：“曹操若不是有我，就不能从容出入此门。”话传到曹操耳朵里，曹操就借许褚之手把许攸给杀了。功臣不可言功，许攸因失“忍”而招祸。

曾国藩熟知历史，且清代的满汉之别更增添他的疑惧，时刻警惕“功高震主”，而以”忍”字当先。“平日兢兢，恐蹈古来权臣刚愎之咎，但思委曲求全，不敢气陵同列也。”攻破天京前后是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除了殚精竭虑力争战事获胜之外，还必须考虑大功告成之后如何收场的问题。他在给李鸿章等人信中说：“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总须没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

曾国藩以“忍”保全，成就一代“圣贤”名声，为官场“楷模”。他对儿子曾纪泽说：“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对人之忍与恕字不同。恕指设身处地从他人角度着想，本着理解同情的态度。忍指即使他人有不是的地方，甚至故意刁难，也要忍耐自己，不要与之争锋，以谋求最大利益。曾国藩所说的“委曲求全”“忍耐”，多指这种情况。这在湘军将领中，也颇为突出。

胡林翼为湘军集团的利益刻意结交湖广总督官文。官文有个宠妾过生日，却以正房夫人的名义散帖，准备等来贺的人聚齐后才坦白。这本是官文想给宠妾邀体面的小伎俩。不料一个藩司得知内情，怒不可遏，说：“夫人寿辰，吾侪庆祝，礼也，今乃若此，我朝廷大僚岂能屈膝于贱妾？”当时的封建名分是很重的，夫人可以夫贵妻荣获得朝廷诰命，有品位，是做为人存在的，妾的地位总不登大雅之堂。该藩司发怒也是本分，他收回了贺帖。胡林翼在旁听了，大力称赞他做得对。可刚说完，他自己却若无其事地传“年家眷晚生胡林翼顿首拜”的帖子祝拜官文的宠妾。这时刚刚随同那藩司要回贺帖的人又随胡林翼拜觐。一场尴尬的局面化解了，官文的宠妾自然对胡林翼感恩戴德。等官文宠妾拜望胡林翼母亲时，胡林翼又吩咐以夫人的规格接待，此后胡母认其为干女。胡林翼曲意交结官文，就在“忍”字，以忍而得情。官文受枕边风的吹佛，对胡林翼自是格外青眼相待。官、胡二人的和契为整个湘军集团的成功铺平了后路。这是胡林翼“忍”的妙处所在。

曾国藩在剿捻中制定的“静以制动，设防长围”的方略，也是以“忍”字当头，围而不战，缩小捻军的生存空间。这一方略后被李鸿章继承并取得最后的成功。传说曾国藩曾改屡战屡败为屡败屡战，可见其坚韧。

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军平定七国之乱。周亚夫针对吴楚军队剽悍灵活，采取避免正面交锋，转抄后路切其道的策略。当梁国受攻求救时，周亚夫决意暂时牺牲梁国，置之不理。梁国奋而自救，牵制了吴楚大量兵力。吴楚军队转而进攻周亚夫，周亚夫避而不战。吴楚军队冲击东南角，周亚夫却在西北角重军防备，堵住其退路。这样，吴楚军队进退两难，粮草不继，军心涣散。最后周亚夫以精兵追击，决战致胜，一举平乱。

曾国藩办理外交，当列强挑起事端时力主“委曲调停，设法劝阻”，以除了“忍”别无良策。面对“今日西洋各国穷年累日讲求战事，约纵连衡，窥伺衅隙”，曾国藩根据中国国力弱，一再息事宁人。他在办理天津教案中杀中国人以谢洋人求得全盘暂时和局，在他看来是最理想的结局，他“不敢以津民一朝之忿，贻国家景世之忧，所以低首下心曲全邻好者，盖以大局安危所系。”他以牺牲自己的声名，顶着卖国贼的骂名，忍辱负重，咬牙做去，是取大利，自以为是值得的。

有人说曾国藩能够功成名就的最大原因，就是深谙藏锋不露之道。藏锋不露，在曾国藩的智慧字典里就是“浑”字。“浑”字虽不能说是他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却是众因素中不可缺少的。但曾国藩也并非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个字的妙处，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后，他才领悟到，若想成就一番事业，无论为人为己，为国为家，都应有技巧，“浑”字犹不可缺。

曾国藩由于家风影响，生性刚硬倔强，这是一种性格优势，但也会带来消极后果。初入仕途，他本着为民请命、扭转危局的目的，采取了较为激烈的做法。如道光皇帝去世，咸丰登基，他趁新皇帝求治心切的机会，连上四奏，极陈天下弊政，请求革旧立新。皇帝未予重视，他竟在朝堂上当面指责皇帝，差一点儿受到严惩。带兵以后，因无实权，为求办事速效，他又与地方官员发生了激烈矛盾，甚至他为清廷卖命的冲劲儿和惊人的能量也引起了皇帝的猜忌。最后的结果是，咸丰七年（1857）他被迫居家守丧。一年后，由于胡林翼的活动和推荐，他才得以再次出山。

经此挫折，他开始了一生中最大的转变，也领悟了许多处世谋略。如“悔字决”就是这时悟出的。“浑”字也是在这时受到他的极大重视。

清人郑板桥说“难得糊涂”，他还说聪明难，糊涂更难，由聪明而糊涂更是难上加难。聪明人多自以为聪明，往往乐于显露，而糊涂则要求人佯为不知，故作浑含气象。所谓的糊涂并非浑浑噩噩，而是隐藏聪明的策略，已经被人总结成了为人处世的高妙智慧。曾国藩早年锋芒太露，为当权者所忌。前者有人担心争权，后者出于嫉妒。曾国藩为咸丰帝所猜忌，就是因为有人对咸丰帝说，曾国藩不还一匹夫，一回乡举兵，应者云集，实在可怕。再加上曾国藩气势逼人，激化了同其他官员的矛盾。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过于显露自己都有坏处。而自作聪明任意显示的，像三国时的弥衡、杨修之辈，更是讨死的行径。

曾国藩自从外放以后，亲身感受到了“外吏之难，盖十倍于京辇”这句话的含义。经过几次挫折以后，他也学着糊涂了。

曾国潢脾气不好，他读书不如曾国华、曾国荃勤奋，学问基础也稍差。加上他惹事比办事多，曾国藩认为他不适合从军从政，便将他打发回家去了。曾国潢本想借兄长带兵之机捞个一官半职的，却被赶了回来，心中不服气。他在家主持家务，照顾老人，教育后辈，但也时常借兄长之势到处出头露面，甚至带人抓拿起义百姓，送交官府杀掉。曾国藩多次告诫他，“处兹大乱未平之际，惟当藏身匿迹，不可稍露圭角于外”，让他少管地方上的事务，经多次告诫，曾国潢有所收敛，后来也未从过军，一直在当曾家的大家长，倒也井井有条。

李鸿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才华横溢，见识高远。他刚投身到曾国藩幕中时，曾国藩并没有立即应允，而是百般刁难。曾国藩曾对手下人说，这是要磨去其身上的书卷气，使他知道世事艰难，学会收敛。后来李鸿章留下充当幕僚，出了不少主意，许多奏稿也是他起草的。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才华很赏识，但觉得他棱角太分明，聪明外露，应当改正。所以他给李鸿章写了几封信，都说及此事。为了帮助李鸿章改掉，他一直将他留在身边，加以教导。直到他认为已经可以了，才派他出去练兵，独当一面。即使如此，他仍不时写信教导。

同治元年（1862）八月，李鸿章办理洋务，曾国藩对他说：

与洋人交际，丰裁不宜过峻，宜带浑含气。渠之欺侮诡谲，蔑视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几分痴气者，亦善处之道也。

当时敌强我弱，与洋人打交道，是件需要忍辱负重的差事。洋人言语有欺悔之处，若太在意，必将引起争执，结果可能更不利。曾国藩所说的“痴气”，即佯为糊涂之意，但并非真糊涂。“若知之”，则使洋人不要以为我傻，“若不知之”，示意不与之计较，让双方都有台阶下。李鸿章后来办外交，也多用此道。不过如果不分情况—味如此，也有很大的消极作用。

曾国藩还从浑字看一个人发展的潜力。咸丰十一年（1861），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咸丰帝逃到热河，留恭亲王奕讠斤处理与洋人的关系。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进行了一番评价：恭亲王之贤，吾亦屡见之而熟闻之，然其举止轻浮，聪明太露，多谋多改。若驻京太久，圣驾远离，恐日久亦难惬人意。

奕讠斤是当时满人中最有见识的人物，他与慈禧联合发动了政变，执掌了朝政。但因他聪明太露，为群臣所忌，更为慈禧所忌，几年之后，他就被撤去一切职务，居家养闲了。曾国藩此信写于三年之前，见识不可谓不明。

但浑不是一味含而不露，一个人的才能如果不显露出来，无人知道，恐怕只能浪费了。问题是要把握时机，知道什么时候显露，显露到什么程度，这些都因情况而异。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一般情况下不要露，也不能一次将一切和盘托出，露出底细。

9．审时度势，左右逢源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在民族关系上是十分敏感的，作为汉族地主的一员，既要讨得满族主子的喜欢，也要在汉人大臣面前树立自己的威信。从清朝开国之初起，满汉不和成为清朝最高统治者永远不能彻底解决的矛盾。清朝皇帝既要利用汉族地主分子为其服务，又加以严密防范。所以在处理这类关系上面，汉族地主官僚往往十分为难。而曾国藩对此则能左右逢源，应付自如。他对于满人的皇亲贵戚采取敬而不阿、以诚相待的态度，所以得到大多数满清贵族的支持与尊敬。而且在关键的时候，也常常得到他们的帮助。

在赴四川主考的路途中，在经过直隶地面时，他深知直隶有拱卫京都之责，总督一职多由满大臣担任，道光以前很少有汉人担任直隶总督的。所以直隶的事情，几乎都是皇上亲自过问，没有那个汉人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染指的。尽管曾国藩在汉人大臣中以敢于任事而著名，也以曾剃头的铁腕手段闻名后世，但他也知晓个中利害，所以在直隶除了晚上歇息几乎没有停留，只管一路往前赶，风景也顾不得看。十天后，总算出了直隶，进入山东地面，这才放慢脚程，一路走一路观光。

在这次主考四川途中，曾国藩处理了许多不法的满清亲贵，而且每有大事必和肃顺等商议，也有人说曾国藩对玄学有很深的研究，精通于相人之术，曾国藩曾经很仔细地观察过肃顺，感觉此人有位登宰辅之份，也有横尸街头之祸，属天大福大贵大权大祸之相。所以每次和肃顺谈话曾国藩都很小心应付，以防埋下对以后不利的祸根。

肃顺很早就对曾国藩的为人处事怀有敬佩之意，曾国藩的尊上不媚上、敬下不欺下、崇权贵而不专事权贵的性格就很对肃顺的脾气。尽管曾国藩由于出身贫寒，过分看重银钱这一点肃顺也有些不齿，但正因为这样，才导致了曾国藩的“廉”，而满族贵族那种盛气凌人，敷衍了事，不学无术，专门讨好皇室的作风，肃顺从小就对之深恶痛绝。肃顺深知在武学方面，满人强于汉人，但在文化义理方面，汉人是属于世界前列的，所以他对曾国藩十分敬重。曾国藩在这次任主考过程中也曾被满清亲贵所诬告下狱，几乎丧了性命，多亏肃顺从中说明斡旋，才得以逢凶化吉。而且此后肃顺果然飞黄腾达，成为权倾朝野的权臣，这也说明了曾国藩有识人之才，能够正确处理与满族贵族的关系，为他们所赏识和重用。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人初识洋人的时代，其时鸦片战争刚过去不久，当时各级官员谈夷色变，每因办理涉洋案件而使官员丢官丧命，各级官员都知道夷案最难办，在这次主考四川的过程中，就有人向他问起如何处理涉洋案件的事情，曾国藩也深感头痛，他对于洋人的情况也不甚了解，所以只能以得过且过来应付一时，他曾对肃顺说道：“夷人表面蛮横，其实诡诈得很，用那上瘾的鸦片掠夺我大清的白银，削弱我国力人力，为祸着实不浅！尤其是林制军获罪以后，夷人的气焰更是空前嚣张，朝中抚夷的人也越发得势了！可那些夷人岂是得了这些便宜就能甘休的？长此以往，早晚要出祸乱。”后来，曾国藩把四川简阳生和夷案原原本本地记载下来，而且在最后写道：“与夷人交涉最难持平，只能相机决断而已，别无他法。”顿了顿，他又写道：“夷人仗船坚炮利，从无道理可讲。我大清文化发达，文明久远，地广人众，如何就落后耶？深以为怪哉！”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外国侵略者也是进行过深入思索的，只不过由于他所受的教育和时代的局限性一时还找不到正确的答案，所以只能以一个官僚的习惯作法来应付，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他曾顺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也说明了曾国藩具有兴洋务图强的想法，而且后来付诸实施。他在以后晚年处理涉洋案件时也是奉行这种办法，再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有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曾国藩和外国人之间也曾经发生过一些矛盾和斗争。他反对外国人控制中国军队，对那些崇洋媚外的中国士大夫也非常反感，也注意维护清王朝的体面。

曾国藩的一生也是多事而局势多变的一生，他身处在各种矛盾的风口浪尖之上，但他能够审时度势，左右逢源，巧妙地处理好与各种人物与各个方面的关系，这无疑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