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三小说

第二章交友之道 选择朋友就是选择成功（第2页）

他把自己考评过的，认为学问、人品皆好的人才推荐给各位弟弟。他对诸弟说：“贺蔗农、俞岱青、陈尧农、陈庆覃诸先生皆官场中人，不能伏案用功矣。”意指此等人万万不可为友，虽贵为官宦，都是些不学无术之辈。接着又说，有一位丁君（名叙忠，号秩臣，长沙廪生）倒是可以拜谒，他学问切实，践履笃诚，因此建议兄弟到丁君的住处后，立即去拜谒丁君（托陈季牧为介绍），执贽受业。

曾国藩认为，好学之友，愈多愈好，但无论与人为师为友，都要常存敬畏之心，因为如果敬畏之心不存，就容易产生轻慢别人的行为，而不能从别人身上得到或学到有益的东西。

一个人立身处世创大事业，谁也无法预料成败，成功的人固然有，可是失败的人却也不少。而成功者往往是能够磨炼心性，提高道德修养的人，是有磐石一般坚定意志的人。从曾国藩拜师这一事件中我们看到，他拜师的目的不是沾一点儿名气，而是真心实意地求道，因为他是把“拜得名师”作为实现自己志向的一个途径来看待的。从老师那里学到了至理和自励的做法后，他立即付诸实践并终生坚持。见微而知著，伟人的小事件中往往更能体现其异于常人的一面。

有所追求的人不一定有所成就。曾国藩是个有所追求的人，他最终能够成为学界泰斗，成为世人敬仰的三立完人，关键在于他聪明地找到了为自己指点迷津的高人。

3．宰相肚里能撑船

人常说，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又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充分说明一个人胸怀的大小与他的事业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尤其是身在高位者，如果斤斤计较一些小事，为小事所困扰，断然不会有大的作为，古今凡成大事者，无不有着博大的胸怀和长远的目光，他们这种豪迈的气概也为自已的成功铺平了道路。

曾国藩认识到读书人常有两大通病：一是尚文而不尚实；一是责人而不责己。“责人之弊，则无论何等人，概以高深难几之道相苛，韩公所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者，往往而是。”可以说从用人上，曾国藩高诸葛亮一筹。诸葛亮六出祁山终成画饼，而致事无巨细全由自己掌握，虽鞠躬尽瘁，却难顾周全，也就是在用人上过于苛刻了。曾国藩常告诫他的幕僚和兄弟，“凡有一技之长者”，“断不可轻视”，“人才难得，恐因小瑕而遽去有用之才也。”

求全责备往往还是怀有偏见成见，求全其实是求缺，这也是“恕”所忌的。北宋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召试抚州人晏殊和大名府人姜盖。姜盖试诗六首，曼殊试诗赋各一首。宋真宗欣赏晏殊所作又好又快；宰相寇准却因为晏殊是南方人，并认为南方人一向很鬼，所以他力主取北方人姜盖，以压晏殊。宋真宗认为国家选拔人才当不计较什么地域，唐代张九龄出身偏远不也做了宰相。事实证明，宋真宗是对的。晏殊后官至宰相，培养和举荐了如范仲淹、韩琦、富弼等贤能人才。寇准关于南人北人的见解则是他的偏见。

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是宽以待人的道德要求。“道人善，即是善；扬人恶，即是恶。”这种与人为善的德行，反映出一个人对他人的尊重和关怀。

曾国藩教导四弟要以“恕”立身，说：“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不欲人以虚伪待我，我便应不以虚伪待人；不欲人以权术待我，我便应不以权术待人，如此等等，都是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曾国藩说：“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曰贫，曰贱，曰成，曰荣，曰誉，曰顺，此数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贫，曰贱，曰败，曰辱，曰逆，此数者，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吾兄弟须从‘恕’字痛下工夫，随在皆设身以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曾国藩强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怨天，不尤人。认为如果“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凡不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最终也不能立己达己，历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点。所以，曾国藩一向主张“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曾国藩奉行的“待人以诚以恕”的品德集中体现在他正确地处理与左宗棠的关系上。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氏恃才傲物，自称“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露。左宗棠只比曾国藩小刚好一岁，但他屡试不中，科场失意，蛰居乡间，半耕半读。咸丰二年，已41岁，才由一个乡村垫师入佐湖南巡抚张亮基，当了个“刑名师爷”。后张亮基迁为湖广总督，左宗棠于咸丰四年三月又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共达六年之久。曾、左虽非同僚，却同在湖南，常有龃龉。传说，曾国藩见左宗棠为如夫人洗脚，笑着说：“替如夫人洗足。”左氏以牙还牙，立即讽刺说：“赐同进士出身。”有次，曾幽默地对左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也绝不示弱，说：“藩候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语涉鄙夷，也把“曾国藩”三字喻尽。这些传之甚广的言谈，或为后代文人编造之辞，不足为信，但简单的对话，确实反映了左宗棠个性的桀骜。

左宗棠颇有识略，又好直言不讳。咸丰四年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败于靖港，投水自尽未遂，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缒城出，省公（指曾国藩）舟中，则气息仅属。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义。公瞑目不语。”意即责备曾国藩：事情还未到不能办的时候，自寻短见是不当的行为，何必出此下策。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可见其语直，并非没有情分。而是为主帅打气，敬爱甚切之语。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是很不应该的，湖南官绅对此也哗然应和。这使曾国藩颇失众望。第二年，曾国藩奉命率师援浙，路过长沙时，特登门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求左宗棠篆书，表示谦抑之意，使两人一度紧张的关系趋向缓和。曾国藩的大度待人还表现在他对左宗棠的保举上，尽管左宗棠在很多事情上与曾意见不合，但他认为左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不遗余力地向清廷举荐左宗棠，甚至于说左“深明将略，度越时贤”，终使左能够一展抱负，成为近代著名人物之一。

曾国藩待人以诚恳的事件很多，如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有一位同学性情偏躁，因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中射来的，不是让你遮着了吗?赶快挪开！”曾国藩果然照他的话移开了。曾国藩晚上掌灯用功读书，那人又说：“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躁人吗?”曾国藩又只好低声默诵。但不久曾国藩中式举人，传报到时，那人更大怒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在旁的同学听着不服气，就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那人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同学们都觉得那人无理取闹，替曾国藩抱不平，但曾国藩却和颜悦色，毫不在意，劝息同学，安慰同室，无事一般，可见青年时代曾国藩的涵养和气度之一般了。

曾国藩求才心切，因此也有被骗的时候。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高谈阔论，议论风生，有不可一世之气概，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靠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欢说大话的人。见这个人言词伶俐，心中好奇，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事，正色大言说：“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而别人不欺而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骗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颇有道理，不禁大喜，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此人应诺而出。第二天，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急忙问是“何人?”此人举涂宗瀛及郭远堂以对。曾国藩又大喜称善，待为上宾。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暂时让他督造船炮。多日后，兵卒向曾国藩报告此人挟千金逃走，请发兵追捕。曾国藩默然良久，说：“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曾国藩双手捋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高人一筹：“现今发、捻交炽，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入敌营，为害实大。区区之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此事在令人“喷饭”之余，亦足见曾国藩的远见与胸襟。

器量阔宏，使我们检点自己，大度本身就是一种魅力，一种人格的魅力，那不仅是对自己缺点的正视，而且也是对自身力量的自信。

做人和交友能够胸襟坦**，虚怀着谷，就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互相信赖，博取人们对你的支持和真诚相助，事业就有成功的希望。

曾国藩虚怀若谷，雅量大度之举，深深影响了他的同僚。李鸿章就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为人处世也处处大度为怀。当发现有人指出他犯有有关这方面的错误时，他便立即改过不吝。

由于李鸿章身居重要位置很长时间，他的僚属都仰其鼻息，而政务又劳累过度，自然不免有傲慢无理的地方。然而有指出过错，也能够深深地自责。一次某个下官进见他，行半跪的礼节，李鸿章抬着头，眼睛向上拈着胡髭，像没看见一样。等到进见的官员坐下，问有何事来见，回答说：“听说中堂政务繁忙，身体不适，特来看望你的病情。”李鸿章说：“没有的事，可能是外面的传闻吧。”官员说道：“不，以卑职所看到的，中堂可能是得了眼睛的疾病。”李笑道“这就更荒谬了。”官员说：“卑职刚才向中堂请安，中堂都没有看到，恐怕您的眼病已经很严重了，只是您自己反而没有觉察到吧。”于是李鸿章向他举手谢过。

相交以诚，大度宽容，不仅使曾国藩自身增加了人格的魅力，博取人们对他的支持和真诚相助，对周围的人产生了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也使曾国藩少树了许多仇敌。

4．患难与共，交真朋友

老滑头与真挚情在曾国藩身上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确实让人颇费思量。他在处世为官上可说滑出了水平，在对待朋友上却又是至诚相待。他与罗泽南、刘蓉、郭嵩焘的交往都体现了他交友的最高原则。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罗泽南在城南书院授课，曾国藩见弟国华与国荃都在其门下授业，非常高兴。是年正月二十六日，曾国藩在《致诸弟》信中说：

六弟（曾国华）、九弟（曾国荃）今年仍读书省城，罗罗山兄（罗泽南）处附课甚好。既在此附课，则不必送诗文与他处看，以明有所专主也。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观他途门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而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则大不可。罗罗山兄甚为刘霞仙（刘蓉）、欧晓岑（欧阳小岑）所推服，有杨生（杨任光）者，亦能道其梗概，则其可为师表明矣，惜吾不得常与居游也。

曾国藩还说：“罗罗山兄读书明大义，极所钦仰，惜不能会面畅谈。”由此可见，罗泽南深得曾国藩等人的钦佩。

咸丰六年（1856年）二月二十九日，太平军攻克建昌府，至此，太平军占领了江西八府五十多个州县，把西征军事推向了另一个高峰。这时，曾国藩在南昌日坐危城，不断派人到湖南、湖北向骆秉章、胡林翼告急求援。如果这时翼王石达开不是奉命急于回师天京参加击破江南大营的军事斗争，完全有可能攻破南昌，活捉曾国藩。

罗泽南在武昌外围，深知曾国藩的处境愈来愈危险，也企图及早攻陷武昌，以便湘军水陆两师得以东下，与曾国藩会师。于是，罗泽南心急如焚，频频发令进攻太平军，但是，如今据守武昌的太平军却百计防御，越来越难攻打。

到了四月初，武昌太平守军开始转人反攻，从望山门发出一支兵队大约三千人；另一支约三四千人，则从八步街抄袭保安门外的胡林翼大营。还有，一支约三四千人，则从正面进攻胡林翼军营。从武胜门、忠孝门冲出的约五千兵队则出击分居于小龟山、紫金山、双凤山的官军。又有一支太平军从鹰嘴角出击，直奔唐训方军营方向。此时，只有武昌城的宾阳门没有出兵。

然而，罗泽南所不知的是，宾阳城门虽虚掩，寂然无声，但其门后却隐伏着精兵上万余人。

这时，罗泽南正驻军洪山，他得知武昌守军分路出击，便陆续派出李续宾、蒋益澧等分兵接战。乘各路鏖战不休时，罗泽南亲自督军从洪山出击。而此时，太平军却佯装败退，罗泽南乘“胜”穷追，直抵宾阳门，眼睛里闪耀出攻占武昌的喜悦，但刹那间，宾阳门忽然大开，数万的精兵拥出，直冲罗泽南的军队，此时的罗泽南军队退则无路，进则不能，陷人了太平军的夹击之中。

罗泽南不愧为身经百战、临危不乱的猛将，他策马躬拒，三退三进，太平军几经溃散。不幸的是，这时火枪打中他的左额，鲜血瞬间沾红了的他的战衣，但罗泽南仍然踞坐指挥。

当夜，胡林翼得知罗泽南负重伤后，不顾天黑路险立即赶到了洪山军营探视，只见罗泽南已经气喘神散，而他仍令医生全力抢救。罗泽南自知无望，缓缓睁开眼，拉着胡林翼的手说：“危急时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学。今武汉又未克，江西复危，不能两顾。死何足惜?事未了耳!你与李续宾好自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