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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交友之道 选择朋友就是选择成功（第3页）

三月八日，罗泽南终于死于洪山军营。曾国藩在江西得到罗泽南的死讯后，不敢透露，害怕瓦解军心士气。

罗泽南死后，曾国藩痛悔万分，认为是自己五次写信督战，才至于此。两人结识早，又皆以程朱理学相标榜，并一起创制湘军，故交情很深。曾国藩常常怀念这位良师益友。据他在同治二年（1863年）十月二十九日的日记载：

夜阅罗罗山（罗泽南）《人极衍义》、《姚江学辨》等书，服其见理甚真，所志甚大，信为吾乡豪杰之士。

为了纪念罗泽南，曾国藩还为他写了碑铭，称赞他说：

湘中书生，多拯大难、立勋名，大率公（指罗泽南）弟子也。

还有一位与曾国藩患难与共的朋友就是刘蓉。刘蓉与曾国藩尽管后来天各一方，但书信往来不断，还结成了儿女亲家。

早在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因父丧回籍，与刘蓉曾多次交谈。刘蓉对曾国藩之父及其儿媳贺氏的去世深表同情。他出于对这位老友的情谊与对曾纪泽的厚爱，竟主动将自己的闺女许于其继配儿媳。对此，曾国藩十分满意，两家共请彭玉麟和唐义渠为媒，并于咸丰八年（1858年）七月初六在湖北军营正式定庚，翌年九月十六日在荷叶黄金堂成婚。

这样，与曾国藩订交最早、友谊最笃的刘蓉，又成了曾国藩的亲家。

后来，刘蓉革职回籍后，曾国藩闻讯忧喜交加。他在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初七的日记中写道：

是日，接奉廷寄，因十二月十八日秦兵之败，霞仙（刘蓉）革职。业经告病开缺之员，留办军务，致有此厄，宦途风波，真难测矣。然得回籍安处，脱然无累，犹为乱世居大位者不幸中之万幸。

还有，就是郭嵩焘。道光十五年（1835年），十八岁的郭嵩焘考中秀才，与弟弟同补博士弟子员，后与曾国藩、刘蓉结为至交。然而，郭嵩焘正在考中举人之后，踌躇满志时，一同赴京会试的曾国藩却高中第三十八名进士，而他却名落孙山。第二年，他再一次进京赴考，而且大有破釜沉舟之概，离别时对两弟诗云：“拭泪语两弟，守耕虑无烦，一顷或难谋，一椽苟相存。斯言君倘忆，何为复走奔?穷年席不暖，欲挂声先吞!”可惜的是，这一次又是不中。恰在这时，曾国藩因暑热难耐，病倒在京城果子巷万顺客店，病势“危剧，几不救”。作为好友，郭嵩焘虽然已一贫如洗，但还是四处奔波，请来了吴廷栋为曾国藩治病，并亲自熬药护理，曾国藩的病才一天天好了起来。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初，郭嵩焘第三次赴京会试，再次住在好友曾国藩家中。当时，曾国藩正在文渊阁任职，对郭嵩焘的到来，他十分高兴，并作了一首《喜筠仙至即题其诗集后》，诗中有“忆君别我东南行”、“五年奔走存骨皮”等句，充分表达了他们之间久别重逢的喜悦与同情感。

为了会试，郭嵩焘与冯树堂（冯卓怀）在曾国藩的公馆共同制订了一个课程表：“每十日作文一篇，每日看书十五页。”要求自己持之以恒。

四月八日，会试榜发，他果然又未考中，但因第二年有会试恩科，他决定在北京坐等。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二月，他的弟弟郭昆焘也从湖南抵北京赶考，四月十一日发榜，郭氏兄弟又双双落榜，只好返湘。直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他第五次参加会试，才考中进士，从此跻身于上层社会。

在曾国藩的朋友中，刘蓉博通经史，为文有奇气。两人在一起讲研《大学》明新之道，见解相同。曾国藩与刘蓉的交往可概以一个“挚”字，有真情，吐真言；而与罗泽南的友谊在战场上历经了生与死的验证；与郭嵩焘更是有过生死至交的情谊，这些朋友在他学问上是良师，私情上为益友，行军中有良谋，战斗中为股肱猛将。所以，曾国藩有一生丰功伟业，与这样一大帮具真才实学的朋友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

交友就要交真朋友，即使贫寒和落魄。只要有这样的朋友在一起患难与共，此生也不会有遗憾。

5．谦恭礼让交友处世的准则

谦恭礼让是儒家在人际交往中的处世原则。历代以来，谦虚都是评价一个人时最常用的词眼。《周易》中有这样的语句：谦者，君子。即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够谦虚，才能算做真正的君子。明代理学家王阳明也说：谦者，众善之基；傲者，众恶之魁。其意是说，谦虚是众多善行的基础，骄傲是诸多过失的罪魁。曾国藩也说过类似的话：人必中虚，不著一物，尔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

刘向在《说苑·敬慎》中更概括出六种谦逊的美德：“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谦的实质即卑己以高人，以足为不足，永远不自足，时时、事事、处处都能觉察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永远保持上进之心。

曾国藩崛起于清朝乱世之中，仅仅不到十年时间，便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守节闲官，飞跃至名高位重的封疆大吏。其发迹的原因，一是时势造英雄，但最主要是靠他的智谋和修身之法。究其根源，可以用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谦以自持，严以驭下，则名位悠久矣。”

在手下大将鲍超因功晋职时，曾国藩告诫说：“阁下当威望极隆之际，沐朝廷稠叠之恩，务当小心谨慎，谦而又谦，方是载福之道。前次曾以‘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相劝，务望牢记在心。”他也经常以“谦虚”二字教导鲍超，他曾说：“观古今以来成大功享全名者，非必才盖一世。大抵能下人，斯能上人：能忍人，斯能胜人。若径情一往，则所向动成荆棘，何能有济于事?来示所谓尽心竭力，做得一分算一分，此是安心妙法。”又说：“勤而不自言其劳，廉而不觉其介、谦而出之以真朴之气，乃不犯人之忌，亦即保身之道”；“臬署专以刑幕为重，公事繁琐，不如专心论兵。阅历较实，名望亦隆。文移体制，外任与京秩不同，自宜以谦。”

从以上曾国藩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尽管他的目的不离“名”、“位”，但其劝人以谦为本的主题却是不容有疑的。

在论学方面，曾国藩认为，“吾人为学最要虚心”，不管什么人，不管学问有多深，都要放下架子，虚心好学。他以切身体验告诫弟子：“读书穷理，不办得极虚心，则先自窒矣。”又说：“余平生科名极为顺遂，惟小考七次始售。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怒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盖场屋之中，只有文丑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此一定之理也。”试想，以孔子这样的大贤圣人，况且有“三字之师”的美德，所以一般的凡夫俗子还有什么值得自满的呢?

在治军方面，曾国藩看到八旗与绿营的腐败后，觉得非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不可。于是，在他受命组建湘军之后，便“痛心疾首深自刻责”，“诚恐有师心自用之处”，于是“惟有敬谨省察，不敢师心，而务要虚心，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这种想法，一直伴随着他，即使在升任两江总督兼节制四省军务之后，仍没有丢弃。这一点，可以从他的日记中看出：“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辙之咎也。”

骄傲自大的人，只看到自己的优点和长处，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和短处，觉得自己什么都比别人强；只看到别人的缺点和短处，看不到别人和优点和长处，任何人在他眼中都不值一哂。这种人在人际交往中神气十足，盛气凌人，不尊敬他人，盲目自大，当然无法得到别人的尊敬和亲近。不真正地关心人爱护人，便无法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骄傲自满是人生的大敌，盛气凌人是人际交往中的败德。

谦逊就是对自己的短处和不足有高度的自觉，永远以自己的短处和他人的长处相比较，虚心向他人学习，以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孔子强调“不耻下问”，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长和不足，因而也都有值得他人尊重和学习的地方。吕坤说：“今且不须择人，只于市井稠人中，聚百人而各取其所长。人必有一善，集百人之善，可以为贤人；人必有—见，集百人之见，可以决大计。”

自满自足的人总是只见自己的长处和他人的短处，总觉得自己什么都好，而别人一无是处，自高自大，瞧不起任何人。只有谦逊的人才能发现他人的优点，虚心向他人学习，集众人之长，补己之短。谦逊作为一种美德，既表现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同时，它又体现了在人际交往中对他人的尊重；它既能促进主体自身的充实与完善，又有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曾国藩将“谦”字视为立身之本，同时视之为保家安身之道。其首要功能，就是戒除骄气。因为他认为骄是败征，古今名臣大家，无不败于“骄”字。所以他谆谆告诫子弟部下，不可骄傲。

他认为，富贵子弟多骄纵，那些世家子弟大多是膏粱之徒，靠的是父祖的荫封，而自身却胸无点墨，整天只知道声色犬马之娱，丝毫没有进取之心。他曾说道：“盖达官之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往往轻慢师长，讥弹人短，所谓骄也。由‘骄’字而奢、而**、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皆从‘骄’字生而出之弊。而子弟之骄，又多由于父兄为达官者，得运乘时，遂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经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吾家子侄辈亦多轻慢师长，讥谈人短之恶习。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戒其骄；欲禁子侄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

谦虚固然是美德，它是保身持家的重要方法，也是自我修养的必备手段。但谦虚必须有一定的分寸，要分清什么时候该谦虚，什么时候不该谦虚，谦虚到什么程度，都有一定的艺术。不仅因人而异，也因时代和社会风气不同而不同。顾炎武说过谦则近伪，谦谦君子本是儒家所要塑造的理想人物模式，但古来的谦虚中，不是一种内化于心的的个人美德，而是渐渐外化为繁文缛节，使无数人饱受其累，而更多的人本来无此美德，因为慕名而为之，使谦虚成为一种形式，反而成为一种虚伪。事实上因为过于谦虚，或者说只重于形式，而不加强自身的精神素质的培养，这种谦非出于本心，本身就是虚伪的。每个人都如此，则造成了交际上的复杂化，增加了交际的成本。所有人把办事的学问说成是交际的学问，过多的交际成本降低了社会工作效率，同时虚伪之风大盛，人性中淳朴相互信任的一面被掩盖，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但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尊重。谦虚本来是要尊重他人，而最终目的是要使自己也获得他人的尊重。因此，自尊是谦虚的基本前提。如果太过谦虚，甚至于卑躬屈膝，不会获得别人的尊重，反而令人轻贱自己，那就适得其反了。自尊是每个人都有的，但谦虚表现得太过，会引起别人的误会，所以，一定要注意分寸。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谦虚要以事实为依据，不能过于贬低自己。本来自己做得不错，非要说成一塌糊涂，本来水平很高，却说得十分不堪，这些都是过谦，因此也就是“伪”。这会造成两个结果，不明真相的人以为你真的很差劲，因此不会理你，或者在交往中提出更苛刻的要求。而明白的人则认为你不实在，太虚伪，进一步交往时，会保持戒心。这两种情况都不是什么好事。

6．朋友重要，事业更重要

有些朋友难以做到底，尤其如果在事关事业大局的问题出现严重分歧的话，曾国藩的选择是“朋友重要，事业更重要”。